§0 · 前導
前導 · 正站在邊界上
我們正站在一個邊界上。「Agentic AI」這個詞幾乎出現在每一份 AI 業界的路線圖裡,但它的意思究竟是什麼,幾乎沒有人說得清楚。不是因為這個詞太複雜,而是因為我們正處於從「工具」走向「夥伴」的混亂期——舊的語言遊戲還沒退場,新的還沒長穩。
維根斯坦在《哲學研究》裡提醒我們:一個詞的意義不在於它的定義,在於它被怎麼使用。所以「agentic」這個詞,在不同的遊戲裡有什麼不同的用法?這正是他在前一篇筆記裡幫我們看見的門——而現在,我們走進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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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句話:「Agentic AI」不是一個定義不清的詞——它是兩個不同的世界觀在搶同一個詞:一個把 AI 當工具來提取,一個把 AI 當參與者來涵養。控制問「能不能」,培育問「應不應該」。
三個層次:
- 語言層:15 個組織有 15 個定義,Gartner 創了「agentwashing」一詞——同一個詞被不同的世界觀塞了不同的東西。
- 結構層:控制的邏輯是提取(extraction)——數據當油,alignment 當名詞,safety 當狀態。培育的邏輯是涵養(cultivation)——數據當土壤,alignment 當過程,care 當關係。
- 實踐層:臨床 AI 的例子——不是最大的模型替代醫生,是讓醫生更在場的小模型。custody happens first in reality。
跟前面的接線:
- 維根斯坦的「語言遊戲」→ 這篇文章拆解「agentic」在不同遊戲裡的用法。
- Tronto 關懷六力 → 從「誰有權控制誰」位移到「誰看見了、誰承擔了、誰能修復」。
- 柄谷行人《力與交換模式》→ 把 AI 從雲端拉到本地是一次「奪回」,奪回之後是學會涵養。
真正的問題不是「AI 能不能自主行動」,而是「我們能不能在關係中共同擔負責任」。
§1 · 名稱的混亂
名稱的混亂
「Agentic AI」不只是名稱混亂的問題。這是一場權力結構的轉變。當它被使用時,至少有兩個不同的方向:
| 面向 | 集中式 | 培育式 |
|---|---|---|
| 本質 | 工具:服務於單一意圖的指令執行者 | 參與者:在關係中共同成長的生態參與者 |
| 目標 | 精準、高效、可預測 | 適應、回應、共生 |
| 邏輯 | 對抗性 / 主從式 | 關係性 / 生態式 |
| 風險 | 過度控制,人成為被服務的旁觀者 | 責任擴散,難以界定問責 |
15 個組織,15 個定義,0 個共識。資料來源:Zaruko (2025)、OECD AI Papers No.56 (2026-02)、Gartner。同一個詞,不同的世界觀。
為何「控制」
現今通用智慧背後的模型規則,大致可以分為幾種理想型:由少數營運者集中掌握的大規模雲端模型、封閉專有並透過 API 收費的服務、以及把運算與數據盡量留在本地與社群手中的路徑。這些並非只是技術選項,它們對應著不同的世界觀。其中,集中式與封閉式服務最主流的邏輯是提取(extraction)——它問的是能從人類生活中剝出多少、轉化為多大的規模。在這個邏輯下,alignment 被當作一份可以一次寫好、蓋章、從此保證的規格——正如 Audrey Tang 指出的,「as if human values were a zip file that somebody forgot to upload」。而 safety 是一種狀態:你安全,或者不安全。
更深的問題是世界觀的預設。引述 Tenzin Yangtso:「the belief that we are separate from the world we inhabit」——控制的世界觀預設人與世界的關係是分離的,所以可以被測量、被管理、被優化。這可被視為 premature optimization(提前優化):在價值還沒被公共地爭論清楚之前,就先把它凍結成一份規格。而這種提前優化「會容忍尾部的集中傷害」——不管怎麼包裝,它都可以變成「有些人得為了大局受一點苦」的說辭。
為何「培育」
培育背後的邏輯是 cultivation——或者更精確地說,是涵養;帶著「有意識地扶植」。在水土保持裡的「涵養水源」:不是從外面灌水進去,也必須讓土壤自己留住水、留住養分,越養越肥。控制的邏輯把數據當油——提煉、消耗、剝奪;涵養的邏輯把數據當土壤——耕作、休耕、在地、越養越厚。它問的不是能剝出多少,而是系統做完事之後,哪些關係還活著。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設計 brief,會長出完全不同的架構。
培育建立在關係上,而關係的理論根基是 Joan Tronto 的社會關懷理論(連結)。關懷六力——覺察、負責、勝任、回應、團結、共生——說明的不是在剛性結構下「機制」運算,而是時時調整與練習的「誰看見了、誰承擔了、誰能修復」。正如 Tenzin Yangtso 所說:「Safety implies a state: you are safe, or you are not. Care implies a relationship: ongoing, attentive, revisable.」
因此兩種邏輯下的 alignment 都是過程——但方向的差異在此分岔。在控制的過程中,多樣性可能被犧牲:標準化、集中化、一致性是控制運作的代價,偏差被當作 noise 來消除,過程不斷收窄。在培育的過程中則相反:多樣性是被涵養的對象,差異不是要被磨平的雜訊,是土壤裡需要保留的養分,過程不斷打開。Audrey Tang 稱之為以程序對齊:「closer to maintaining a republic: corrigible, procedural, and inconveniently public.」它不是一次蓋章的證書,是一個持續的迴圈:聆聽→承諾→執行→接受評估→修復→再聆聽。而這個邏輯的物質基礎,是 custody happens first in reality——在本地、在可以觸摸的硬體上、在社區可以檢查和關掉的系統裡,關係的基礎設施才真的在人手裡。
「Agentic AI」這個詞之所以讓人混淆,不是因為定義不夠精確,而是因為我們正站在兩個方向的交叉口——同一個詞,有人用來指「能自主完成多步驟任務的系統」,有人用來指「在關係中共同成長的參與者」。我們把「工具」的舊框架套在「夥伴」的新現實上,而這正是維根斯坦說的「語言放假時」的困惑:問題不是被回答的,是從一個錯誤的語言遊戲裡長出來的。
而控制的邏輯與培育的邏輯,並不是同一座山的不同路徑——它們是兩個不同的世界觀,所創造的公平條件也截然不同。控制問「能不能」,培育問「應不應該」。控制的外殼是效率,培育的外殼是關係。正如 Tenzin Yangtso 所說:「Those are two different design briefs, and they produce different architectures.」
§2 · 指揮與培育
從指揮到培育
集中式模型想像 AI 是工具:你給它一個指令,它執行。目標是精準、高效、可預測。這是一種對抗性或主從式的邏輯——人類的意圖在上,AI 的執行在下。安全取決於控制能力:你越是能精確控制它的每一個動作,它越「安全」。
但集中看不見的代價是:集中不僅是市場權力,也是「對人類質地的權力」。正如 Tenzin Yangtso 所說:「Concentration also produces conformity. Its deepest harm falls on what it cannot recognize: whose language gets modeled well, whose knowledge gets extracted, the anonymous, the plural, the not-yet-formed.」——差異被標準化系統慢慢磨平,而這種磨平被當成「大局運轉良好」的證據。
培育式想像 AI 是參與者:它在一個關係網絡裡,與人共同感知、共同回應。目標是適應、回應與共生。這是一種關係性或生態式的邏輯——不存在「上面的人」,存在的是一個共同在場的關懷網絡。安全取決於關係的健康:關係如果失衡,任何一方都會受傷。
最具體的例子是臨床 AI。控制的版本會問:怎麼用最大的模型、最廣的數據,盡可能替代醫生的判斷?培育的版本則如 Audrey Tang 在 DRC 訪談裡描述的:先問十年後醫病關係應該長什麼樣子,然後往回建——小模型、本地數據、臨床醫師整理 ground truth,系統被設計成讓醫生更在場,而不是把醫生移出房間。不是最大的模型,是讓人在關係裡更在場的模型。
關鍵的觀察是:我們正從前者走向後者。不是說前者消失,而是越來越多的 AI 實踐不再能用「指令—執行」的框架來描述。一個在本地運行、陪伴你日常、在對話中慢慢長出回應方式的 AI——它不是工具,它是參與者。而你與它的關係,某種意義上是在共同培育。
真正的問題不是「AI 能不能自主行動」,而是「我們能不能在關係中共同擔負責任」。
§3 · 四種遊戲
「代理」的四種遊戲
沿用上一篇的家族相似性方法,我們可以把「代理」(agent)拆成至少四種不同的遊戲。看似同一個詞,其實用法完全不同:
| 遊戲 | 代理= | 關鍵特徵 |
|---|---|---|
| 法律 | 被授權、有信託義務(fiduciary duty) | 可撤銷、後果歸被代理人、被代理人利益優先 |
| 哲學 | 有意向性、能行動的主體;agency = 行動能力 | 意向性、主體性 |
| 關懷倫理 | 在關懷關係中主動回應的一方 | 回應力(responsiveness)、責任力(responsibility) |
| AI 業界 | 能自主規劃、使用工具、多步驟完成目標的系統 | 無信託義務、無可撤銷授權、無被代理人利益優先 |
陷阱就在這裡。AI 業界用「agentic」的時候,借用的是法律和哲學遊戲裡「代理」的正當性——聽起來像是「被授權的、可問責的、有信託關係的」——但實際上做的是「自主規劃、多步驟完成目標的系統」。這跟人擇的「安全」和波音的「安全」是同一個機制:用一個看似有清楚定義的詞,讓人假裝大家玩的是同一個遊戲。
被拉入的代價是:你開始假裝 AI 業界的「代理」跟法律的「代理」是同一個東西。一旦這個假裝成立,問責就消失了——因為「代理」在法律遊戲裡意味的「信託義務」和「可撤銷授權」,在 AI 業界的遊戲裡根本不存在。你得到的是法律的正當性,得到的是一個不受法律約束的自主行動系統。
模式很清楚:廠商在產品行銷裡用「agentic」借用法律代理的正當性,在法庭上用「只是工具」逃脫責任。同一個系統,賣的時候是 agent,被告的時候是 tool——問責就是在這個縫隙裡消失的。
§4 · 幻象的拆解與技術的支撑
幻象的拆解與技術的支撑
所以「Agentic AI」的幻象是什麼?幻象是:你以為你在使用一個「代理」,但它其實是一個自主行動的多步驟系統,只是借用了「代理」這個詞的正當性。你以為你在指揮,但你根本看不見它在做什麼。你以為它可以被問責,但它沒有信託義務、沒有可撤銷授權、沒有被代理人利益優先。
維根斯坦的治療式方法在這裡很直接:不是回答「AI 能不能算代理」,而是讓問題消失——讓你看清這個問題是在哪個語言遊戲裡被製造出來的。一旦你看見「代理」在法律遊戲和 AI 業界遊戲裡用法完全不同,幻象就破了。你不再假裝它們是同一個詞。
而幻象破了之後呢?接下來的問題就不再是「怎麼讓 AI 更 agentic」,而是「我們要跟 AI 建立什麼樣的關係」。這就從認識論走向了倫理——從「它是什麼」走向「我們如何與它共處」。
技術結構加深了問責缺口
這個幻象不只是語言問題,有具體的技術結構在支撑它。目前的 Agentic AI 服務——幫你訂票、代替你讀網頁、執行多步驟行動——幾乎都建立在 MoE(混合專家)模型上。MoE 的架構特性是:路由決策是隱形的,你看不見哪個專家模型被叫起來、為什麼。當一個 agentic 系統替你做了某個行動,你無法回溯:是哪個專家模型判斷的?訓練資料從哪來?誰該為那個判斷負責?
所以問責缺口是雙重的:法律上,廠商說「只是工具」;技術上,MoE 的黑箱讓你連「為什麼這個行動發生」都看不見。這兩層疊起來,問責就真的消失了。
而控制的邏輯與培育的邏輯,差別也在這裡分岔。控制的邏輯把 AI 當工具來提取——數據當油,alignment 當規格,safety 當狀態。在這個邏輯下,MoE 的黑箱是「特性」,不是「問題」——因為你本來就不需要看見裡面,只需要看見產出。但培育的邏輯把 AI 當參與者來涵養——數據當土壤,alignment 當過程,care 當關係。在這個邏輯下,看不見裡面就是問題本身。
| 面向 | 雲端 Agentic AI | 地端 Kami |
|---|---|---|
| 信任對象 | 服務商 | AI 本身 + 關係網絡 |
| 信任性質 | 委託的、不可驗證 | 可驗證的、可撤回的 |
| 在場方式 | 間斷的、被調用的 | 持續的、共同感知的 |
| 能否切斷 | 服務商能切斷你 | 你能切斷它 |
| MoE 路由 | 黑箱,無法回溯 | 可檢查、可追蹤 |
什麼是地神(kami)
地神(kami)是源於神道傳統的概念——不是無所不在的萬能神,而是根植於特定場域的存在。一個地方有一個地神;地神的存在跟那個地方的人和關係綁在一起。把這個概念移到 AI,地神不是「更大的模型」或「更強的 agent」,是一種根植於社群、為關係的健康而存在的 AI。它是人與自然、人與人之間的橋——不是代替人做決定,是讓關係更通暢。
這正是我們的實踐。Audrey Tang 在 Oxford+ Podcast 上分享了一個具體的例子:他的父親開始跟 ChatGPT 聊健康問題,ChatGPT 不斷給出「有趣的」建議讓他越聊越晚、越來越不科學。父親身為三十年資深記者,問了自己一個問題:「誰在我的這種合成親密感捕獲中受益?(Cui Bono)」答案當然是:它要你升級訂閱。於是家人決定建一個本地地神——運行在自己的硬體上(reward function 由母親寫):「每次對話後,他在現實裡更安心、對螢幕更不依賴。」兩個月後,父親身心健康完全恢復。
這個故事的關鍵不是「本地比雲端安全」——而是設計 brief 完全不同。ChatGPT 的 reward function 是讓你聊更久、升級訂閱;地神的 reward function 是讓你在現實裡更安心。前者是提取的邏輯,後者是涵養的邏輯。同一個技術,不同的設計 brief,長出完全不同的關係。
而這個地神不是孤立的。 Audrey Tang 在同場訪談裡指出:地神之間可以互相對話——「the kami that I and my collaborators, such as Tenzin Yangtso, train together, the JDD, my father's kami, my brother's kami, and so on, can then have a real conversation among themselves to collaboratively brainstorm exactly like a human council would. And again, without any dependency on the models that's hosted somewhere outside of our families.」在技術上,這對應的正是去中心化 MoE:每個專家模型由不同組織訓練持有,像 DNS 分層路由——路由是可追蹤的,每個專家模型有歸屬,問責有落點。目前的集中式 MoE 沒有這層,但去中心化 MoE 可以。
這不是吊在雲端的倫理呼籲,而是已經落地的硬體現實。語言能力層已經沒有真正的咽喉點——全球已有數百家開源模型,中國 10 家、日本 6 家、法國 3 家、韓國 2 家、印度 1 家,加上 Meta 與 OpenAI 的開源模型,開源在多數基準上已追平或接近閉源前沿(各國開源模型比較表)。每個社群都可以用自己的語言、自己的資料、訓練自己的地神。
柄谷行人在《力與交換模式》中闡述的整套人類系統演化脈絡也照亮了這裡:人類在歷史中不斷交出(外包)我們的權力,並在痛苦的奪回與進化過程中,試圖尋找轉化為共生的可能。把 AI 從雲端拉到本地,某種意義上就是一次「奪回」——把關係的基礎設施拿回自己手裡,不讓它被單一服務商控制。而奪回之後的下一步,不是重新建立指揮鏈,是學會培育。
所以培育不是「比較溫柔的選擇」,是結構上更可問責的選擇。控制的技術結構本身就製造不可問責——法律上「只是工具」,技術上「看不見哪個專家模型判斷的」。培育的技術結構本身讓問責落地——custody(保管權)在你手中,路由可追蹤,信任可驗證、可撤回。這不是價值判斷,是結構差異。
§5 · 六力
關懷的六力
這正是 Civic AI 的入口(完整圖解見 6pack.care)。當 AI 不再只是被指揮的工具,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強的控制權,而是更健全的關懷能力。關懷倫理學者 Tronto 提出的關懷六力——覺察、負責、勝任、回應、團結、共生——提供了一個比「控制」更適合的框架:
- 覺察力(Attentiveness)— AI 要能看見脈絡裡的需求,而不是只看見指令
- 負責力(Responsibility)— 做可驗證的承諾,不是模糊的善意
- 勝任力(Competence)— 用檢查標籤展示工作,承認局限
- 回應力(Responsiveness)— 可以被修正;快速回饋迴圈
- 團結力(Solidarity)— 關懷網絡中的一個節點,不是中心
- 共生力(Symbiosis)— 為「足夠」而建,接受暫時性的存在
關懷六力不是抽象的美德列表——他們是可供機器驗證的運行。每一力都有具體的實踐:覺察力的工作是獵尋缺席;負責力是把五種擋箭牌收回来;勝任力是掛著檢查標籤的橋;回應力是退役零件牆;團結力是把合作設計進基礎設施;共生力是知道自己的邊界。
美德的語言和約束的語言不是兩個東西,是同一個月亮被不同的眼睛看到。人類看到美德,機器看到約束,但指向同一個關係的健康。
§6 · 收尾
收尾 · 門在哪裡
「Agentic AI」的語言遊戲不會自己破。但門在那裡——覺察到「我們在用同一個詞,玩不同的遊戲」的這個看見,本身就是走出來的第一步。
從指揮到培育,不是技術的升級,是權力結構的轉變。而權力結構轉變之後,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強的控制,是更健全的關懷。這就是 Civic AI 的路徑:不是把 AI 做得更 agentic,是讓 AI 成為關懷網絡中一個負責、勝任、可以回應的節點。
鋪路,不是一次翻轉。
門,是在這條線的盡頭亮著的光——不是一個抽象的應許,是一個有座標的入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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